文章的主旨句不难找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而真正要彻悟它，却必须结合时代背景，联系作者身世。
苏轼入朝为官期间，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持不同态度。那些因拥护新法而得势的朝臣便竭力收罗苏轼的诗文，断章取义，专摘只言片语，然后罗织罪名，累章弹劾他讥刺朝政。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因此被逮捕至京御史台狱，其间，与其有诗文往来而受株连的大小官员就有二十余人。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乌台（御史台）诗案”，实为受人陷害。
同年十二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被禁锢。直到元丰八年神宗死后，哲宗立，苏轼才复被起用回朝。《石钟山记》即写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团练副使之时，也就是在将近七年漫长的谪居期间。由此可见，苏轼是结合自己的惨痛经历在感慨：事不目见耳闻，不可主观臆断！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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