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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最早成于元代成宗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最晚成于元代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
《西厢记》的文学源头为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形成最早为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年至804年），距今大约1200年。《莺莺传》中的基本矛盾是张生与莺莺的矛盾，是爱情与负心的矛盾，结局是悲剧性的（元稹的《莺莺传》属于唐传奇）。
金代(公元1189年至1208年)，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史称“董西厢”。在“董西厢”中，人物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张生与莺莺共同追求爱情幸福而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成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结局是喜剧性的，“董西厢”用崔、张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爱情的动人故事，取代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属于诸宫调，解元是官名，即一个姓董的解元）。
到了元代，《西厢记》终于定型，主题逐渐从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发展成“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爱情理想宣言，形式上也从说唱文学过渡到元杂剧。
王实甫的《西厢记》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个性化；艺术上更加精美成熟，；结构严谨完整，情节起伏跌宕不落窠臼；心理描写与人物性格、戏剧情节紧密相关；语言华美、富有个性化。王实甫以赞扬的笔调，细腻的笔触，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简而言之，杂剧中的莺莺，不再是妖孽、不再是尤物，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纯情少女。作者对爱情给予了的高度肯定，对人的正常的权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王实甫的《西厢记》打破了传统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局，学习南戏的体制，首创性地以五本二十折(或作二十一折)的宏大篇幅，来给以足够的表现；又打破全戏由一角唱到底的体制，让张生、莺莺、红娘甚至配角惠明都唱，一出之中也灵活转换唱的角色，用丰富变化的手段来表现丰富变化的内容。
《西厢记》的社会影响：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周锡山《西厢记》新论）2001年12月吉林出版社出版）。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爱情剧目之一，是“四大爱情戏之首”（另三部是《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上的异常精美成熟，而且还在于它体现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郭沫若说：“《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的而且普遍的生命。”（《郭沫若全集》15卷）
在中国戏曲史上，有些戏曲名著，并不一定是文学名著，而《西厢记》既是戏曲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如果有人问，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应是《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王季思《四大名剧》，岳麓书社1992年第1版）
《西厢记》是元代戏剧中的最高成就，是中国第一部才子佳人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舞台喜剧。
元代，关汉卿和王实甫被誉为元代的双子星座，若以单个作家论，关汉卿最富开创性，有奠基意义，贡献卓著；若是以单部作品论，《西厢记》是元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被金圣叹称为“第六才子书”，金批本大约完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它与金批《水浒》（称为“第五才子书”）一样，在清一代颇负盛名，妇孺皆耳熟能详，成为《西厢记》诸版本中流传最广，翻印最多的一种。
金批《西厢记》，把它等同于《离骚》《史记》《杜诗》等儒家经典，把它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去评价，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胆识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西厢记》中的张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知识分子”；崔莺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怀春少女”；尤其红娘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登上文学殿堂的“草根”。在中国文学的人物形象中，有两个人是家喻户晓，一个是“孙悟空”，另一个就是《西厢记》中的“红娘”。
《西厢记》的社会影响巨大，它的艺术生命力和舞台生命力特别强。无论是古老剧种、新兴剧种、大剧种、小剧种皆有本戏或折戏被搬上舞台。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中，有“先西厢，后牡丹，再红楼”之说。“《西厢记》描写的知音互赏式的爱情模式为中国和世界文艺发展史所作出的巨大的首创性的杰出贡献，并引领《牡丹亭》《红楼梦》等取得领先性的杰出艺术成就”。《牡丹亭》是《西厢记》出现三百年之后才出现的，而《红楼梦》则更晚。《红楼梦》中借鉴了大量《西厢记》的描写手法，故有“第二西厢”之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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