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清流”是什么意思？

他们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弹劾大臣，指斥宦官明代有一部分朝官被称为清流，主要是在东林党形成之前的一些言官。

大明王朝的“清流”之害

关于明王朝倒掉的内因，从极度皇权到宦官乱政，史书已经阐述得够多。但是，对比其他王朝，明朝其实还有一害，不为人所侧重，而这一害，却是明朝特色中的隐形之害。那就是“清流之害”。

“清流”在明朝中前期是个褒义词。对于清流，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清议”一条，给出正面形象的描述——正义凛然、爱憎分明、是非分明，决不骑墙。他们立身方正，绝非摆下酒席打圆场的和事佬；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

在明朝历史上，以“清流”光照千古的，前者是“两袖清风”的于谦，后者是“君子为政”的东林党人。

于谦的主要事迹是在明朝与蒙古瓦剌部交战、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的危机时刻，断然拒绝丧权辱国的要求，另立新君打败了瓦剌，由此获得与岳飞齐名的“西湖三杰”美誉。而东林党人的光荣在于，与祸国殃民的阉党死拼，虽久死尤未悔。

但是在明朝后期，清流即便在朝廷内部，也渐渐形成“贬义”。有人把明朝中兴之臣张居正描写成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与清流一类，实属幼稚。其实张居正之所以取得政治改革成就，恰恰是不做“清流”的结果。他公开声称，喜欢干臣，不喜欢海瑞那样的清流、道德榜样，在他眼中，清流已经成为只会“嚼舌头”的无用之人。

明朝后期朝政的主要流弊是派系林立，内耗连连。宦官是清流的敌人，干臣与清流也不在一个阵营。而“清流”之所以退为“贬义”，是因为他们的“长处”只剩下“空谈”这一项。政治幼稚、军事外行成为他们无用的主要标志。

明朝后期，像于谦那样懂军事的“清流”已经绝无仅有，而大多是面对外敌，束手无策的书生纯文人。这种情况颇似建文帝时期，建文帝虽是正统皇帝，但手下皆为清流书生，面对反贼朱棣虎狼之师，个个无法上阵杀敌，只能坐以待毙。

查考明朝时高举道义旗帜的“中坚力量”，多为清流。 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

但是，如果不能具体做事，又不能在国家危亡之际，报以言论之外的御敌，那么，这种“中坚力量”，又“坚”在哪里？ 

明代“清流大臣”动辄扛棺尸谏，以之造势者少，以之为荣者多。殆至晚近，空谈之气益胜，则责人以不死者多，而以死抗争者少。

“空谈之气胜”的大明王朝，终于遭到了外敌的报复。清兵入关，高谈阔论的清流表现令人大失所望——假死者多而救国者少。那些满口“大义”的清流在满清屠刀下少数有些骨气，大部分都是“脱下旧服换新袍”，带头“剃发易服”。看看当时清流的头面人物——钱谦益、侯方域这两个一老一少表演就知道后期“清流”是什么真实面目。 

清兵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钱谦益的青楼红颜知己柳如是支持钱出任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弘光朝覆亡，柳劝钱谦益与她一同投水殉国，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不肯，反而在清兵入南京时率先迎降，做了清廷的礼部侍郎。

外敌袭来，“清流”的气节竟不如“清楼”。如此精神对比，令后人唏嘘不已。这足以说明：以东林党传承人自居的侯方域和钱谦益等人组建的清流复社，其实早已背离清流正面精神，完全变了味道，成为了读书人走向朝堂的跳板。  

还是要从那个极度病态的专制制度里寻找答案。众所周知，专制制度下的腐败，是不治之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当人心被不治之症折磨日久，终有麻木不仁、心灰意冷的那一天。同时，另类“觉悟”也便会顺势而生。

而明朝之所以“清流”比历朝盛，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极具特色。明朝的皇帝，不是暴君，就是病夫，不是生理残缺，就是心理残缺，这也是促使清流产生的一大内因。病态体制病态皇帝。如此汹汹之势下，伴君如伴虎的大臣，只剩下走“伪君子”道路：带着“道德面具”虚与委蛇。

明亡之后，满清吸取了前朝不少教训，“不重用清流”便是其中之一。入住中原的清帝们，他们大多把清流和干臣分得极清。纪晓岚、翁同龢这样的高谈阔论之士，即便陪君伴架，也永远进入不了权力中心。

清流在清朝始终无法成为主流。这使得清廷减少了清流的负面影响“空谈”之风、但同时，清流的正面作用也在这个朝廷一去不复返，曹振庸之“多磕头少说话”成为“廷议宝典”，大清朝堂，遂成“骑墙”大臣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