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喊着“不与民争利”的明朝文官，却把人民逼上梁山？

司马迁在他的著作《史记》当中写道：

“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这句话在加上《孟子》的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成了后世儒生三句不离嘴的名言，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一个皇帝，你不要总是去把利益什么的挂在嘴边，这太庸俗了，你每天得把仁义放在心里，这才是人们喜欢的好皇帝。

这一点可能《盐铁论》当中的儒生贤良、文学说得更清楚一些：

“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

本来这个话当然是没有错的，如果皇帝不与民争利，而且把仁义时刻挂在心里，那么天下也会因此而过得很好了。但是这句话到了明朝，因为对于一个字的理解的差异，导致了满口“仁义”的明朝文官，亲手毁掉了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初期，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出身，还是那种最穷的农民，所以他对于农民的待遇是相当好的。同时在朱元璋起兵反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部分人对他也给了很大的帮助，那就是江南士族。所谓士族，多半是诗书传家的，而且家族产业巨大，有着非常雄厚的财力。

过过苦日子的朱元璋非常念旧情，他当皇帝之后，一方面轻徭薄赋善待农民，另一方面则是给士族也就是读书人以特权。明朝规定有功名的读书人都可以有免税的权力。也许是因为明朝刚刚建国的时候读书人不多，朱元璋并没有发现，他这个对读书人优惠政策最后会变成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因为读书人的田不用交税，读书人的产业也不用交税，所以专以文章为职能的读书人开始逐渐把置办产业变成了自己主要的职能，他们与商人结合起来，他们为商人提供保护和免税权，而商人则为他们提供白花花的银子，他们再用这些银子不断的扩大自己的产业。

贪官的越来越多，边患不断的增加，农民那边收不到几个税，读书人那边又不让给商人收税，明朝的财政终于出现了大问题。明朝嘉靖年间，全年税收不超过400万两，军队开始出现拖饷，战斗力大幅度下降。

到了万历年间，皇帝开始加增商税、矿税，遭到了文官们的激烈反对——因为加增的税收实际上就是从他们的腰包里面掏钱，这个时候官员们就把那句著名的“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儒家经典言论放出来，然而商税真的是落在了“下民”身上吗？并不是的，那时候的商人和矿场，若是背后没几个文官，能好好的生存下来吗？

万历皇帝没有管这些官员们在下面要死不活的吵闹，该收的税还是收，所以万历皇帝期间明朝的国力逐渐恢复，发动了“万历三大征”，把周围强大的势力按在地上教训了一顿，再一次向周边的国家宣誓：大明还是那个大明，不是你们能够招惹的！

然而到了万历之后，明朝连续两个皇帝都很短命，而且可以说都是非正常死亡了——也有猜测是因为他们触碰了一些人的利益，被暗杀而死。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明光宗会莫名其妙地吃“红丸”而死，也无法解释生龙活虎的朱由校居然会因为一次落水引起的感冒就一命呜呼。接下来就是崇祯皇帝了。

由于在他还不是皇帝的时候听了太多关于魏忠贤和阉党的坏话（而实际上，阉党对官员们确实很糟糕，但是他们对商人征税大大地减轻了农民得到压力），崇祯皇帝一上台就想办法除掉了魏忠贤，而且大力提拔当时的“正人君子”东林党人。东林书院在门前写了一副对子叫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以此标榜他们的正人君子风范。然而“正人君子”们最关心的事情不是什么“国事天下事”，他们只关心自己家里的商、矿收入，所以他们一上台就让把魏忠贤再一次征收起来的商税和矿税禁止，以达到“不与民争利”的作用。

然而国库的钱不够了，前线还要打仗，钱从哪里来呢？

当然是从农民身上来了！

于是他们就给那些饥一顿、饱一顿的农民加税，那么问题来了，农民算不算“民”呢？给农民加税算不算“与民争利”呢？

在东林党的眼中，农民肯定是不算“民”的，只有能给他们的腰包提供白花花的银子的“民”才算是真正的“民”，农民天天种那几亩地，又不能为他们挣钱，怎么能够算“民”呢？

何况亚圣孟子曾经也说过：“为政不难，无获罪于巨室”，意思是治理国家很简单，只要你不得罪那些大家族就好了，有他们的支持你就可以无往而不利。对于这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只要他们替各自的家族发声，他们就可以在官场上稳如泰山。哪怕是偶尔被罢官了，过不久又会有人把你举荐上去。

这样农民就成了大明朝唯一不算“民”的人民了。在陕北地区，本身土地贫瘠，加上当时的气候反常，连年旱灾，粮食几乎绝收，而当时朝廷又对唯一还能给老百姓一点儿收入的驿站进行裁员，卖儿鬻女还不能够活下去的农民，被逼上梁山，只能随着李自成揭竿而起。一时间天下风起云涌，善良的崇祯在这时候还坚持“贼亦赤子”。

可是赤子们活不下去，也是要“弑君”的！

最终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文官们以“大义”的名头不许崇祯南下，逼着崇祯殉国，自己却灰溜溜的跑到南边去了。

不过最终这一切还是被清算的了，等到清朝建立之后，又有几个文官落得个好的下场呢？